百年党史中的清廉家风故事

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：“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，廉洁修身、廉洁齐家。”

家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。儒家文化讲究“诗礼传家”。对于传统士大夫阶层来说，“修身齐家平天下”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。包括寻常百姓，也同样持守这样的治家信条。

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“赶考”的峥嵘岁月里，那些优良醇厚的家风也一直为人称颂。这里我们分享三则廉洁小故事，一起领略几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家教与廉洁风采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百废待兴，不少故乡亲友给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写信，要求进京做事，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。周恩来十分反感这种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，认为新社会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。为此，他专门召集身边亲友开了一个家庭会议，并定下了著名的“十条家规”：一、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，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；二、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；三、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，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，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；四、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，不得用招待券；五、不许请客送礼；六、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；七、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，不要别人代办；八、生活要艰苦朴素；九、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，不要炫耀自己；十、不谋私利，不搞特殊化。

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，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。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，是专门培养烈士、高级干部子女的。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，而是让他到普通的二十六中学住校学习，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、填写表格，还是同学交往，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。后来，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，1961年结婚，学院领导帮助他解决了夫妻分居的难题，把他爱人从江苏淮安调到学院子弟小学任教。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：“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，中央调整国民经济，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，国务院也正在下放、压缩人员，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，不带头执行？”邓颖超也从一边给侄儿、侄媳做工作：“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，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。”在周恩来夫妇的耐心说服下，侄儿、侄媳一起调回了淮安工作。周恩来说过，我自己没有孩子，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。

罗荣桓元帅经常告诫家人，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，不能因为地位不同了、身份变了，要求额外的照顾和特殊的享受，搞特殊化。

在生活中，罗荣桓常常通过一些身体力行的细节来教育子女。1947年7月，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，全家被安排住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。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挪作公用，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。

一次，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，见他家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，就跟他说：“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？你家住楼上，我们住楼下。欢迎吗？”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句玩笑话。但没过两天，罗荣桓一家却真的搬来住了。罗荣桓对家人说：“住的房子大小，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，但我们是党的干部，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，不能官越做越大，住的楼越来越高。”罗荣桓还说：“生活不要特殊化，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，讲究吃穿，贪图享受，就要变坏的。”

1963年12月16日，罗荣桓在弥留之际嘱咐爱人：“我死以后，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，搬到一楼的房子去，不要特殊。”他还交代子女说：“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，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。爸爸就留一句话：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，永远干革命。”罗荣桓没有什么遗产留给子女，但是给子女甚至全党留下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。

陈云一家原先住在北京市北长街上，房子受到地震影响出现了开裂，被定作危房。当时计划翻修一下，设计和预算都已到位，但在最后时刻，陈云告诉身边人：“这件事不能做，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。”最终，工作人员用铁管子在陈云办公室搭起一个防地震的架子，上面铺着厚木板。陈云就在这个“铁框框”里坚持办公，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搬至中南海。

同时，陈云也严格要求家人、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，要他们“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自居，不搞特殊化”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陈云担任中财委主任，夫人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。于若木本来完全可以搭乘陈云的汽车上下班，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去机关，没搭过一次车。陈云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家风可见一斑。

以史为鉴，领导干部要加强作风建设，维护党的形象，必须高度重视家风建设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领导干部的家风，不是个人小事、家庭私事，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。因此，加强领导干部家风建设，营造清正廉洁的优良家风势在必行。